??吳大澂題秦漢瓦當（紙本） 圖片選自《陳介祺研究》

??壹

??金石學是一門以實物為載體，偏重于對銘文進行著錄與研究的學問。它萌芽于東周，形成于宋代，歷經(jīng)元明中衰，至清代中期隨著乾嘉樸學的發(fā)展及證經(jīng)補史的需求而復興，于道咸同光時期發(fā)展至鼎盛，研究范圍不斷擴大，品種門類基本完備且定型，研究思路與鑒定方法在更為完善的基礎上開始轉(zhuǎn)型，涌現(xiàn)出一大批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考證著作和珍稀藏品。其中山東地區(qū)金石學的發(fā)展最為迅猛，成就最為顯著。

??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中，梁啟超指出：“山左金石最富。自顧亭林來游，力為提倡。厥后黃小松（易）宦斯土，搜剔日廣，斯土學者亦篤嗜之，有以名其家者，海豐吳子苾（式芬）、諸城劉燕庭（喜海）、濰縣陳簠齋（介祺）、黃縣丁彥臣（彥臣）、福山王蓮生（懿榮），皆收藏甚富，而考證亦日益精審。故咸同光間金石學度越前古，而山東學者為之魁。”

??山東清代金石學群星璀璨、名家輩出，陳介祺在藏古、鑒古、釋古、傳古等各方面均卓有建樹，是中國金石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等學術(shù)發(fā)展史上不可逾越的劃時代的里程碑式人物。

??陳介祺（1813—1884），山東濰縣（今濰坊市濰城區(qū)）人，清吏部尚書陳官俊之子。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于經(jīng)史、義理、訓詁、辭章、音韻等學問無不精研。從咸豐四年（1854）42歲時辭官歸里，到72歲辭世的整整30年間，陳介祺唯古物是嗜，潛心于藏古、鑒古、釋古、傳古，所藏古器物數(shù)以萬計，竟無一偽品，成為中國近代最大的民間古器物收藏家，可以說“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陳介祺是晚清時期中國最杰出的金石學家和傳拓大家，“富藏精鑒，宗仰海內(nèi)”，治學嚴謹，證經(jīng)補史，見解獨到；注重古器物的歷史價值，尤喜三代古文字，對后世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博物學、印學、書道等多學科，都有極大的影響。其學術(shù)精神，開一代風氣之先，百余年來一直受到學界的推崇，金石學界、考古學界、古文字學界、史學界、書法界、印學界與收藏界無不服膺，皆尊其為翹楚，成為中國金石學史上的一代巨擘大家。

??張士保執(zhí)硯圖（紙本） 圖片選自《陳介祺研究》

??貳

??在藏古方面，陳氏庋藏豐富、冠于中土。舉凡鐘鼎彝器、金戈鐵劍、鏡鑒錢幣、圭璧環(huán)璋、碑版造像、經(jīng)幢志石、陶文璽印、封泥銘范、瓦甓宮當與宋元翰墨等，無所不收，無所不富，無所不精；藏品多達兩萬余件，儼然是一座規(guī)模宏大的金石博物館。如早期收藏的東周初年的青銅器曾伯簠，就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曾伯是曾國的國君，曾伯簠銘文記載的是曾伯與晉文侯一起，為東周平王征伐淮夷，旨在打通江淮銅錫礦輸往中原的通道。曾伯簠有銘文90字，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銘文最多的青銅簠。陳介祺十分珍視它，故自號“簠齋”，名其書齋為“寶簠齋”。再如西周晚期青銅器兮甲盤，上有銘文133字，書體厚實壯美、風格獨特，記述了兮甲（即尹吉甫，西周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詩經(jīng)》的主要采集者）隨宣王出征，對南淮夷征收賦貢之事，有重要的文獻價值。王國維跋《兮甲盤》曰：“此種重器，其足羽翼經(jīng)史，更在毛公諸鼎之上。”再如，其最為世人所推崇的藏品，與大盂鼎、大克鼎并稱青銅禮器“海內(nèi)三絕”之一的毛公鼎，銘文近500字，是迄今所見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再如，陳氏收藏了夏商周三代、秦漢以至六朝古印近萬方，特建“萬印樓”藏之，并自號“萬印樓主人”。其中的萬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車馬”，均為古印中的絕世珍品。陳氏收藏三代鐘、鼎、彝器數(shù)百件，其中商周古鐘11件，故又自號“十鐘山房主人”?！肚迨犯濉贩Q其“所藏鐘鼎、彝器、金石為近代之冠”。

??在鑒古方面，陳氏在富藏的基礎上，于古物之辨?zhèn)巫猿梢患遥煸務可?，罕有匹者。他在與友人通信時多次提及辨?zhèn)蔚闹匾裕J為只有真古物才能求得古文字之要義，如“收藏必以無偽為求古文字之要”，“不朽之作，固在傳真，尤嚴去偽”，對古器物要“知其善與美，識得真與偽”。在鑒定方法上，他強調(diào)“學問無窮，豈可自是，唯用心以求其真知而已”，“金文多見多讀，自可通真?zhèn)?。釋古文字，以多見為第一。多見，知三代至六朝用筆之法，非其族類者，自望而可知”。商承祚在《古代彝器偽字研究》中評論陳氏說：“他一生收藏的銅器等，不下幾千件，沒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論調(diào)同批評，不但高出當時同輩一等，簡直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人是誰！就是山東濰縣陳介祺字壽卿號簠齋他老先生。”著名學者王獻唐則評論曰：“陳氏《十鐘山房印舉》所收諸印，雖未見原物，但以印文證之，無一偽制，即所收銅器、石刻、磚瓦皆然”，并用“心細如發(fā)，眼明如炬”八個字形容陳氏鑒古之精。

??在釋古方面，其成就體現(xiàn)在古器物的多個門類。陳氏發(fā)現(xiàn)并命名、確定了陶文、封泥等新的金石門類。他對古陶文的研究及對古陶文字的釋讀，對璽印的分類及對戰(zhàn)國古璽文字的考釋，對青銅器的分類及金文的釋讀，以及對錢幣泉范的分類及著述等，奠定了中國金石學的分類框架，將金石學的研究視野進一步拓寬。首先，他是發(fā)現(xiàn)并考證陶文的第一人。他收藏三代陶器數(shù)百件，所收陶文“將及五千”，自號“齊東陶父”，并自撰楹聯(lián)“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他開拓性的陶文研究成果，為后世相關(guān)研究奠定了基礎。如他提出“古陶與古璽印近，有以璽成者，有刻者”，后來黃賓虹的《陶璽文字合證》通過璽印與陶文符合的實例，證明了二者之間關(guān)系，也印證了陳氏之觀點；又如他指出“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與其事其數(shù)”。他還以陶文考證歷史，提出“陶文中的陳氏與齊國田氏存在聯(lián)系”等觀點，得到后世學者認同。其次，陳氏是最早關(guān)注和研究封泥的學者之一。封泥是古代緘封簡牘鈐印以防私拆的信驗物，主要流行于秦漢時期。他最先認識到封泥的價值及其與古璽印的關(guān)系，于咸豐元年（1851）出版《簠齋印集》，其中收錄古印2485方、封泥印文130余枚，并首次將封泥與官印、私印并列，將其作為古印三大主要類別之一。光緒初年，與金石學家吳式芬謀劃合輯出版的《封泥考略》，是最早將封泥文字與古官制、地理相互聯(lián)系考證之專著。他所輯拓的《十鐘山房印舉》，在體例、舉類、斷代、考釋等方面，為印學研究提供了范式。再次，陳氏開啟了鑄器銘范收藏之先河。辟專室收藏齊國刀幣銘范，名曰“千化范室”。收藏的鏡范，有三件于1919年被羅振玉收入《古器物范圖錄》。該圖錄所收鏡范總計七件，亦可見陳氏收藏鏡范之珍稀。而在羅氏該圖錄成書后的80多年間，學界仍無人對鏡范進行獨立研究，見于著錄的鏡范亦少之又少，直至1997年漢代鏡范在臨淄齊故城遺址被發(fā)現(xiàn)，鏡范問題才又引起學界關(guān)注。陳氏所藏鏡范與臨淄齊故城遺址出土鏡范特征一致，為臨淄漢代銅鏡鑄造業(yè)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比對材料，陳氏藏古之遠見卓識再次顯現(xiàn)。另外，他還運用三代吉金文字糾正許慎《說文解字》之謬誤，指出“六國古文”與秦國文字有異。其釋讀的金文“玟”為“文王”之“文”、“珷”為“武王”之“武”專用字，糾正了《尚書》作“寧王”“寧武”之訛謬。其釋古的許多學術(shù)觀點被后世接受和利用，如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證》對陳氏收藏青銅器銘文的分國斷代研究、對陳氏三量及戰(zhàn)國齊威王銅敦的考證，都明顯受到陳氏觀點的影響或啟發(fā)。

??在傳古方面，由于后半生國體動蕩、天下變亂，故而閉門居家，自號“海濱病史”。陳氏傳古的方法主要靠傳拓、著作、書信三種方式進行。陳氏善拓，且有重名。他常與拓工徹夜制拓，共同研究實踐傳拓之法，并樂此不疲，傳拓之聲經(jīng)夜不息。在繼承中國傳統(tǒng)傳拓工藝“烏金墨拓”的基礎上，他創(chuàng)造了墨色淡如羅紗的“蟬翼拓”，改進了“全形拓”法，尤其是他在拓制毛公鼎金文時，由于鼎內(nèi)結(jié)構(gòu)局促，全部文字又鑄造在一個弧凹面上，若想完整清晰地從鼎內(nèi)拓出原文，難度極大。陳介祺與傳拓藝人們反復推敲試驗，終于取得了成功。經(jīng)他手拓或監(jiān)拓的鐘鼎彝器、古泉、權(quán)量、陶文、封泥、瓦當、漢磚（從權(quán)量到漢磚，可歸一類，銅量少見，陶量甚夥）、石刻造像等拓片，所繪圖稿有西洋透視基礎，用紙講究，敷紙到位，用墨濃淡適宜，拓墨重而不滯，金石文字拓片纖毫畢現(xiàn)，字口清晰而神峻，雖曲折坳垤，卻無微不至，神采畢現(xiàn)，效果逼真，至今依然為氈蠟范本，被拓者視為圭臬，更為海內(nèi)外藏家所珍重。如其“蟬翼拓”墨色均勻，淡如晨煙，銘文字口清晰，雖墨淡而有神。吳大澂贊譽陳氏拓本“紙墨精良，為從來所未有”，葉昌熾《語石》稱其“拓法為古今第一”“洵為古今所罕覯”，王國維《毛公鼎跋》評曰“惟陳氏拓最精”，王獻唐論道：“此老研精金石，對于鑒別、考釋、椎拓……無不從潛心閱歷中得來。當時如潘伯寅、吳清卿、王蓮生、鮑子年、李竹朋、吳平齋等，莫不推挹備至，其得名不虛也。”陳氏于其拓法與拓片均不密人，將多年積累的經(jīng)驗，編寫出兩部傳拓工藝專著——《傳古別錄》《傳碑拓碑札記》，介紹其傳拓訣竅。

??陳介褀藏南陽漢畫像磚拓片 圖片選自《陳介祺研究》

??叁

??陳介祺所處的時代是金石收藏和研究大興之期，其時金石名家輩出，阮元、劉喜海、吳式芬、李佐賢、許瀚、鮑康、吳云、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按生年先后排）等諸多金石名家都與陳介祺有交游，他們之間彼此互通信息，互贈古器物拓片，探究學術(shù)，各有建樹，這為陳介祺成為金石大家奠定了基礎，也極大地推動了晚清時期我國金石學研究的發(fā)展。陳介祺所交往的金石學家中尤以江蘇吳縣（今蘇州）吳大澂（1835—1902）最值得稱道。兩人一生之中從未見過面，僅憑書信互通往還，交流鑒古心得，互贈古物拓片，探討學術(shù)問題，相互引以為知己。吳大澂致函陳介祺云：“海內(nèi)真知真好，唯長者一人；知我者，亦唯長者一人?！惫饩w十年（1884）十二月，吳大澂得知陳介祺病逝消息時悲痛不已，頓首拜撰巨幅挽聯(lián)，表達了對這位神交已久卻無緣謀面的前輩師友的無盡哀思：“計十余年金石文字因緣，仰揖北平，俛視南海；恨數(shù)千里戎馬關(guān)河間阻，我方東渡，公已西歸?！?/p>

??陳介祺“富藏精鑒，宗仰海內(nèi)”，以其“萬印樓主人”的氣度，與其金石朋友圈相互推動，在咸同光間形成撼動歷史、遍及全國的金石“顯學”，并以其為中心，形成金石學在山左，而山左之中心在濰縣的金石學研究之格局。但陳氏去世130余年來，雖自清代、民國以至近代多有王獻唐等學術(shù)大家發(fā)出編纂出版研究鄉(xiāng)賢學術(shù)成果之動議，但囿于種種原因，均未成功。

??2021年11月，齊魯書社出版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陳介祺研究》，皇皇三巨冊，180萬字，很好地填補了這一重要的學術(shù)研究的空白。該書是在孫敬明主持的201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陳介祺研究”的基礎上豐富而成，集作者40余年學術(shù)心得與十年之功，終成此最為前沿、最全面系統(tǒng)的陳介祺研究之階段性成果。當下考古學受到全社會的極大關(guān)注，被視為中國考古學前身或者是重要組成部分的金石學因此而被納入中國考古學的視野，《陳介祺研究》的問世可謂恰逢其時。它既是對中國金石學尤其是清代金石學發(fā)展史研究的一次大推動，也為中國金石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陳介祺藏漢君車畫像石朱拓本 圖片選自《陳介祺研究》